端砚，“砚痴”们的心头好
作为“四大名砚”之一，端砚历来为文人雅士所推崇，且被不少人收藏。大文豪苏东坡、清代收藏家高兆乃至近代著名文物收藏、鉴赏家徐世章，都堪称“砚痴”，他们对于端砚都颇为珍爱。
近年来一些端砚名坑因为石材枯竭而“封坑”，不再出产石材，传世的精品端砚更显珍贵。
天津博物馆中收藏有一方“高兆铭赤壁图端砚”。据天津博物馆副研究员臧天杰博士介绍，这方砚台为清代早期端砚精品，雕刻有苏轼《赤壁赋》所描绘的场景，且曾经被徐世昌、徐世章兄弟先后收藏，与天津渊源颇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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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品名称 高兆铭赤壁图端砚
年代 清
据臧天杰介绍，很多砚台都无法考证其制作者，这方砚台之所以被命名为“高兆铭赤壁图端砚”，并不是指这方砚台的制作者是高兆，而是说高兆曾经收藏过这方砚台。“铭”是铭刻的意思，意为这方砚台上铭刻有高兆收藏并品鉴过的印记
“砚面正中处镌篆书 高风千古 四字。砚背雕有赤壁泛舟图，并刻有楷书铭文： 个是苏公赤壁，千古英雄陈迹。聊供几案卧游，珍重端溪片石。 落款是 固斋高兆 。”臧天杰介绍说。
高兆生于明末，主要活动在清朝初年，是福州府闽县人，幼时随父亲在外求学。他善诗，工小楷、行书，是当时有名的才子，和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是好友，与彭善长等七人一起被称为“闽中七子”。清代有一位巡抚仰慕高兆的才学，聘其为家庭教师，教自己的儿子读书。高兆的这位弟子后来出仕做官，专程将高兆从福建请到京师，以日夕请教。
才高八斗的高兆，还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，平生嗜砚，所以此类收藏极多。康熙年间，他到肇庆府（今广东肇庆市）游览期间，亲自到端溪砚坑进行实地考察，写下《端溪砚石考》，是一篇研究端石的很有价值的文章。
除了高兆的题字和落款，砚台上还有篆文印“山阴吴氏珍玩”，下镌“琰”“青”二印。根据铭文，“山阴吴氏”名为吴秉钧。在“琰”“青”二印旁，刻有“庚申冬季归于退耕堂”。据臧天杰介绍，退耕堂为民国总统徐世昌斋名。徐世昌为天津人，曾担任民国大总统，后辞职退隐于天津，以书画自娱，被称为“文治总统”。他喜好藏砚，编有《归云楼砚谱》。这方“高兆铭赤壁图端砚”便是其珍藏的砚台名品，也被收录在砚谱中。
徐世昌之后，这方砚台的收藏者是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。臧天杰说，徐世昌去世前，将这方砚台赠给了他的弟弟。徐世章曾经历任京汉、津浦铁路局局长和币制局总裁等职，上世纪20年代初回天津投资房地产业并热衷于公益事业。他不吝精力和财力进行收藏，是著名的收藏和鉴赏大家。
“徐世章先生去世后，他的亲属遵照徐先生遗愿，将其所珍藏的藏品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，这方砚台就是其中之一。目前此砚正在天津博物馆五楼 砚拓 展中展出，并且能够同时欣赏到民国著名篆刻、传拓专家周希丁及傅大卣制作的拓片。”臧天杰说。
最初，端砚石面上没有任何图案纹饰，是纯粹的书写工具，唐朝中期，相传一位老砚工开始在砚台上精刻各种祥禽瑞兽纹饰，端砚才慢慢从实用品演变为工艺品，后来发展到文人富贾争相收藏，甚至出现了“家财万贯，端砚一方”的说法
这方砚台的石材为端石。臧天杰说，端砚的坑口繁多，不同坑口所产的砚石品质并不相同，而石材是判断一方端砚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。“端砚的坑口很多，人们比较推崇的是老坑、麻子、坑仔等名坑。好的端砚石质温润，其中有些特殊的石品，如冰纹、火捺、蕉叶白、鱼脑冻等，更给石材增添光彩。”臧天杰说。
端砚出产于唐代初期，那时并不是收藏品。端砚发墨快，研磨时光滑不滞，书写流畅而且字迹经久不变色。中国的古书中，对于端砚的石质有颇多记载，比如《古砚辨》说中有：“端溪下岩旧卵石，黑如漆、细润如玉、叩之无声，磨墨亦无声。”《端溪砚史》中记载为：“按之若小儿肌肤，温软嫩而不滑，秀而多姿；握之稍久，掌中水滋。”因为这些特点，端砚深受人们喜爱。
最初，端砚石面上没有任何图案纹饰，是纯粹的书写工具，唐朝李肇在《唐国史补》中说“天下无贵贱通用之”。唐朝中期，相传一位老砚工开始在砚台上精刻各种祥禽瑞兽纹饰，端砚才慢慢从实用品演变为工艺品。后来，发展到文人富贾争相收藏，甚至出现了“家财万贯，端砚一方”的说法。
历史上名人用端砚、藏端砚的传说有很多。据说，武则天常用端砚赏赐大臣，狄仁杰等臣子都曾经得到过赏赐。
诗人李贺称赞“端州石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云”，宋代诗人张九成也爱端砚，赞叹其“端溪古砚天下奇，紫花夜半吐虹霓”。
端砚在宋朝时是贡品，有的端州地方官从民间索取的端砚，数倍于进贡的数目，令端州百姓苦不堪言。宋朝康定年间，包拯任端州知府，离任时没有带走一方砚台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
“天津博物馆的这方砚台体积较大，雕刻者依石材的自然形式、就石皮的凹凸态势雕琢成山石层叠错落之感。其雕刻风格和明代时不太一样，同时也不像清代中期以后那样繁琐，简约却不简单，寥寥数刀把意境全然表现出来了”
臧天杰说，天津博物馆珍藏的这方“高兆铭赤壁图端砚”，虽然制作者已经不可考，但根据雕刻风格和石质，可以判断其为清代早期的作品。“明代的砚台比较厚重，雕刻的纹饰不是特别繁琐，简约之中带着庄重之感。清朝早期砚台的雕刻风格继承了明代。天津博物馆的这方砚台，长27.2厘米，宽21.6厘米，高4.5厘米，体积较大。雕刻者没有将其雕刻成规矩的方形或者圆形，而是依石材的自然形式、就石皮的凹凸态势雕琢成山石层叠错落之感。其雕刻风格和明代时不太一样，同时也不像清代中期以后那样繁琐，简约却不简单，寥寥数刀把意境全然表现出来了。”臧天杰说，除了石材，雕刻是判断砚台价值高低的一个主要因素。在他看来，一方好的砚台最受推崇的应该是其中所蕴含的文人气韵与文化价值。
砚台上所雕刻的赤壁泛舟的故事，在历史上多次被作为进行再次创作的题材，如魏学洢的《核舟记》，雕刻的即是此景。
苏轼游赤壁发生在“乌台诗案”之后。王安石变法期间，苏轼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，后来因为在诗中流露出了对变法的不满情绪而入狱，后出狱被贬官至黄州。其间，苏轼前后两次游览了赤壁，除了写有前后《赤壁赋》外，还有词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那时的苏轼早已没有了少年得志时的不谙世事，也没有了入狱和被贬官时的心灰意冷，转而寄情于山水之间。他在《赤壁赋》中说，“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唯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”，表达的就是这种豁达之情。至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更是千古名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苏轼本人也极爱端砚，曾写诗文大加称赞。
“仔细看这方砚台就会发现，其雕刻全无匠气，天高云淡，月朗星稀，穿梭于山间，泛舟于赤壁，特别能表现在月下对饮、畅谈时那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”臧天杰说，无论从石质还是雕刻方面看，这方砚台都是难得的精品。
